江苏创新网讯 由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光明网主办，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深圳大学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主论坛，于21日下午举行。主论坛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紧扣十九届四中全会相关精神，就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怎样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等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秘书长何立军主持活动。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王杰秀表示，社会治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他在发言中围绕四个发力点谈了对于完成这项任务的建议。一是坚持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治理要在坚持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根植于国情民情以及文化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优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可以进行学习与继承。二是要面向现代化。通过协商寻得最大公约数，在社会治理中实现更加充分、更加真实的民主的同时，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将法制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相结合。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顶层设计，也要防止创新当中的形式主义，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四是重视基层作用。社会治理具有天然的地域性、群众性、基层性，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一项工作，是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社会治理要向基层倾斜，要做实基层，要从基层寻找突破。

当前，社会在转型升级，各种矛盾交互叠加，需要通过社会治理创新防范、稀释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表示，社会治理一部分讲民生，一部分讲治理，民生和金融、教育、健康等领域有关系，治理层面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们的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社会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等压力与风险，一些问题与矛盾将会逐步浮出水面。对此，必须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一要“关口前移”，从民生阶段把问题化解掉；二要做好“后移”，做好应对预案。此外，还要在治理过程中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生产新的社会流动渠道。

当前，深圳迎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发展机遇，其治理创新应与谁竞争和比较？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表示，要将目光往全球看，与世界社会治理典型进行比较。如美国虽然历史较短，但是部分地区得益于优秀社会治理，有效增强了人们的认同感、自豪感等。深圳的“先行示范”也意味着要敢于尝试新的治理观念和方法，要善于及时总结已有的治理观念和方法，同时善于汲取国际经验，以日积月累之功，将好的观念和方法渗透到社会各层面，一步步扩大影响，为其他地区树立学习标杆。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并首次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次分配不止包括公益慈善，也包括互助经济、合作经济、志愿服务等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能够解决很多政府、市场不好解决的问题。命题已经提出，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深入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兰结合全国政策咨询系统问卷调查情况进行发言。问卷结果显示，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这也对治理水平现代化、公众参与程度等有更高要求。为此，我们有必要推进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持续推进政府自身治理水平与能力的提升，同时应及早预防与应对未来风险，不断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实践转化为制度。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工作的重心是社会治理。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看来，从顶层设计而言，要允许基层创新，要进一步放权，使基层有可以更自主地探索社会治理的样态。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建+治理”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对于“党是领导一切的”不能庸俗化理解，更不能理解为党在任何具体细节都要指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郁建兴建议，要深入研究如何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正确处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关系。要明白，向基层赋权并非越多越好，必须要匹配人财物，实现权力、责任和资源匹配。郁建兴强调，基层自治是不自足和不充分的，既需要通过载体创新，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也需要法治的保障和德治作为补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认为，社会服务更多地体现为社区服务，这是美好生活最为直接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将社会治理落实到社区，转化为各项精准精细的服务，才能够产生巨大的基层社会创新动力。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并将其全面纳入社会治理创新架构。他表示，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内容包括养老服务体系、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残障人士的友好环境与服务体系、志愿服务体系等等全方位的建设，必须把“小问题”提升为“大理念”，将其尽快提上社会治理创新的日程，形成各有侧重的体制机制，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昆明市委副书记刘智结合昆明的社会治理实践指出，昆明围绕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目标，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从三方面重点发力：一是树立系统融合理念，着力构建治理要素的深度融合，产生效能倍增结果的社会治理体系。二是树立开放共治理念，通过探索三社联动社会治理模式、全面推动社区民主协商、动员居民群众积极开展志愿服务等着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三是树立精细精准理念，把精细作为基本前提、精准作为基本方式，细化治理单元，凝聚社会治理的最大共识，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满意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从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谈到，社会治理有两种取向：一是以改善民生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一是以社会治安、维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类型则非常多元，包括管制型治理、博弈型治理、协商治理、服务型治理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对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着不同的贡献。让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可以解决困境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可以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建设；能够更好发现、分析并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他强调，从共同体的角度看待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就可以理解为这是各参与主体在增进人的福祉与社会和谐共识基础上进行的共同行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指出，社会治理从宏观看，是治国理政和社会整合的大局要求，从微观看则是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从长远来看，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培育自治社会；从短期来看，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是要立制建章、完善体系、优化结构和做实工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晓萍表示，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向城市高度集聚，使得城市社会面临发展与治理的双重压力。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微细胞”、城市社会网络的“微单元”、城市社会安全的“微场域”，相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仅影响着城市社会治理质量，也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在她看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正在由法制走向法治，由粗放走向精细，由人工走向智能。对此，她从本质属性、特有属性、时代属性等三个维度进行了解读。同时，以四川省成都市为典型案例，分析了中国地方社区治理实践如何践行价值目标，以及有何行动逻辑。

目前，我们已进入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社会。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李韬提到，从社会治理层面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既是社会治理的难得机遇，也是最大变量。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创新社会治理方法手段，优化社会治理模式，推进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趋利避害，提高领导和驾驭互联网的能力，真正做到’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以信息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韬建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主任赵曼分别进行点评。

刘建军表示，发言内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或是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正本清源，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宏观的社会治理观，或通过生动的故事来例证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积极努力，或把慈善从分配论提升到文明论、进步论、本体论层面，或通过系统调查为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条总体路径，或探讨了中国社会治理良性互动逻辑的生成原因，发人深思。

赵曼以创新、凝练、前瞻、务实等关键词对嘉宾的发言作了总体评价。她认为，发言内容见解独到，体现出深厚的学养，紧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起于细微立于宏大，体现出一种大社会观、大治理观。每个人的发言，从不同的视角，把来源于实践的各种思考，上升到更高的政策、理论层面，再来指导实践，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