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在我国古代吏制中就有所体现，南京总统府内也有“反腐”“倡廉”碑。

2002年9月，在总统府大院北部建设工地出土了一块明正统二年（1437年）的“嘉言”碑。当时石碑已经断裂，右下角已残缺，碑宽78公分，厚22公分，据推断，原碑长约148公分。

 

碑文记载了《新唐书》中的一段文字：卢坦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河南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畜，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黄裳惊其言，自是遇加厚。

卢坦，唐代洛阳人，曾因为民请求延期缴赋受到处罚而名盛一时。卢坦在当河南尉的时候，有一天，上司杜黄裳召见卢垣说：“有个大官的儿子不慎交了坏朋友，现在家财败尽。你去深入调查一下，了解详情。”卢垣说：“凡是为官清廉，虽位高权重，就不会有丰厚家产；若有家财庞大，必是剥削百姓累积而来。如果子孙能够守财，那是上天要使不道之家富有，人也没法；若是不能守财，那是取于人还于人，还有什么好调查的。”杜黄裳对卢垣的回答觉得非常有新意。这个故事在明代广为流传。

 

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对卢坦这番言词的评价是：虽然只涉及“酷”、“贪”二字，但议论痛快，别开生面。卢坦认为当官应廉洁，如果有些官员非法聚敛钱财，让这样的家破产，钱财归于百姓，反倒是好事。这个故事至今仍然值得一听。

从落款中可以得知：石碑是襄城伯李隆，觉得卢坦之言有新意，特于正统丁巳年（1437年）一月一十九日刻碑以示世人。襄城伯李隆是明代的首任南京守备。

 

“嘉言”碑发现的具体地址为子超楼与长江后街之间。总统府在明初是汉王府，其后就鲜有记载。《嘉言》碑上的这段故事，反映出百姓对腐败的痛恨及无奈，因为这样的反腐太消极了。只有加强制度建设，让官员们不想也不敢以权谋私，不能飞扬跋扈，不能嚣张地以权压力，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嘉言”碑对于总统府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现陈列在“两江总督史料陈列”展览中。

 

总统府内还有两块“倡廉”碑。这是清代乾隆御赐两江总督的两块诗碑。

一块诗碑是赐给萨载的：“节度江南历多岁，练于吏治悉河工。惟应益慎勤诸事，勿以己知懈一躬。不患士文武莫弛，欲求民裕俭当崇。久而敬者晏平仲，絜矩为师尔我同。”晏平仲，即春秋时齐人晏婴，以节俭力行闻名。这首诗用以表彰萨载治水有功，并提倡君臣一致，为民富而勤俭。

萨载是满洲正黄旗人，一生大都在两江地区做官。受到两江总督高晋的重任，先后任苏松太道、松江知府、江苏布政使兼织造、署理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乾隆44年（1779年）出任两江总督。萨载在两江前后几十年，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在“悉河工”。他亲临勘察，力排众议，采取多种措施缓解黄、淮水患。萨载开陶庄引水，以防黄河倒流，开挖镇江钱家港至江宁龙潭的“新河”，并提出修浚金山对瓜洲城河，以及拓展涟河、骆马湖、六塘河等建议。对于江宁周边地区的水患治理有不少成效。乾隆十分关注黄淮入海地区的治水问题，多次下旨称萨载“与朕意合”、“览奏深慰”、“欣慰览之”。

 

但是，萨载因为对部下郝硕失察，受到“连坐”而被罚养廉三年，桩银5.4万两，并且革职留任。经过这一番折腾，萨载最后于1786年死于足疾。

另一块诗碑是赐给书麟的：“入觐刚逢六辔琴，遂随安福析津临。歙徽灾务纾予念，廉谨家风望尔任。渔舍蜗庐非异景，龙陵虎阜忆前吟。谓卿此去推行好，寄我怀民一片心。”这首诗不只是在南巡怀古，而是要求地方官员不要沉迷于“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荣华富贵，不要忘记贫穷受灾地区的疾苦，而是要牢记历史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为国农为人民多做好事。

书麟是前任两江总督高晋的儿子，镶黄旗人，乾隆52年（1787年），继任两江总督。上任伊始，乾隆即手书上面的这首诗予以勉励。书麟接受萨载失察受连累的教训，不但严查浙江盐运道的贪污亏空案，据载，“和珅柄政，书麟与之忤”，在当时，敢于与乾隆宠臣和珅抗争的毕竟不多。书麟素行清廉谨慎，到管辖地区巡视考察，也是减少随从，一律从简，不给民众增加负担。

在这两首诗中，乾隆都提到了廉洁自律、勤俭尽职的为官之道，意识到这是一个王朝统治是否能持久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总统府的“反腐”“倡廉”碑在我们全国全党、上下一致“反腐倡廉”的今天，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本文素材摘自《解密总统府》，原文刊于《炎黄文化》2020年第4期，关注微信公众号：NJHFHHH，在旅行中感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