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以《论佛骨表》获罪，贬逐到“瘴疠险远”的中国岭南边陲潮州，开始了他寓潮八月的刺史之旅。在文人、官方、黎庶的共同演绎下，一位多面相的民间韩愈，逐渐形成。
首先，文人对韩愈诗文及事件的传奇化敷衍，改变了他倡儒排佛的基本面相，使他逐渐衍化为似道向佛的人。韩愈抵潮前，传闻潮州“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民众常遭鳄患，遂著成《鳄鱼文》，遴时选地“祭鳄”，通过谕鳄而听，驯鱼之暴，意在播布王化，“革化异类”。唐代张读的志怪小说《宣室志》，开始把韩愈传奇化，出现“做祝”“易地为湫”“巨鳄随徙”等情节的故事雏形。史书《新唐书》《旧唐书》只记载传奇色彩的祭鳄事件，突出“暴风震电”“湫水尽涸”“永绝鳄患”诸细节，而对韩愈请置乡校、延师兴学、心系农桑、婉拒孔戣等其他事件一概不提。北宋刘斧辑撰的《青锁高议》中，祭鳄故事更为生动具体，添加了“济惧”“遽往”“回视鳄”“衔其文”等，突出鳄鱼出现时电闪雷鸣、“声振山郭”、“苍云蔽溪”的奇异变化，韩愈驯化异类的传奇性不断增强。此外，后世演绎最多的是韩愈赴潮途中完成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此诗加上早期的《徐州赠族侄》诗，在唐代《酉阳杂俎》中被演绎为“韩愈责侄”“牡丹开花”“叶显韩诗”等情节。五代《仙传拾遗》、宋代《太平广记》等均有类似记载。《青琐高议》增加“执笔作诗”“足成全诗”外，改“七日开花”为“顷刻开花”，情节更加丰富离奇。在此基础上，苏轼的《和述古冬日牡丹》直接引用《酉阳杂俎》事为典。宋元以来，以韩湘子度脱韩文公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明显增多，如《韩文公风雪阻蓝关记》《韩湘子三度韩文公》等。清代，戏曲剧本选集《缀白裘》辑录了《途叹》《问路》《雪拥》《点化》等内容，皆敷衍第八洞神仙韩湘子三度叔父老文公成仙故事。孙涛《全唐诗话续编》除转引《青琐高议》韩湘故事外，还把《别湘》诗附会为韩愈所作，诗中“好待功成身退后，却抽身去卧烟萝”句，是对韩愈成为道教仙化人物的进一步演绎。
韩愈曾与大颠和尚交游，为人们留下“不知佛，所以斥佛”和改信佛法的口实。当时与韩愈同时的孟简，平生嗜佛，亦相信韩愈改信佛法的讹传，并留书以赞。韩愈“忻悚兼至”，遂“答书以辨”，澄清自己与大颠交往并“留衣服为别”之事。对韩愈向佛的成见，先有孟简移书，继之有欧阳文公集录的《与大颠师书》，将韩愈与大颠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具体化。到宋僧契嵩《镡津文集》时，已有韩愈向大颠“问道”“弟子解谕”等情节。据此，南宋僧释志磬《佛祖统纪》，不断添枝加叶、牵强附会，内容更加丰富曲折，出现了“问年”“叩齿”“驱逐”等情节，并不断以讹传讹。在宋代王谠编的文言逸事小说《唐语林》、曾慥编的笔记小说总集《类说》中还载有“韩愈癞死”的传闻。后人不问究竟，顺应这些讹传，建有留衣亭、叩齿庵等纪念物，将文人附会坐实、突出并放大。
其次，奉为“饮食必祭”的神灵。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将开祠祀贤列为正祀。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开全国首例，修建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元丰元年(1078)，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一跃成为举国崇祀的对象。到元祐五年庚午(1094)，知州王涤迁祠，前后近百年的时间，尊韩、崇韩、祀韩已蔚然成风，潮人对他“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尤其是苏轼的《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推崇备至，把他视为“参天地”“关盛衰”的真理化身以及神人共鉴、“浩然独存”的精神象征，夯实了他“百世师”“天下法”的至尊地位。韩文公祠旁边的一棵橡树，也被附会为韩愈手植而名为“韩木”，成为信奉的祥瑞之物，“邦人以卜登第之祥”，“潮士每以此觇科举之事”。到了明清，韩祠信奉更甚，香火愈旺。借香火钱刊行的《韩集》，被广大信众奉若神明，进一步扩大了韩愈的影响，他的神格功能从忠臣良吏、文人先贤扩展到关乎民众日常生活的地方保护神。
再次，成为通神又亲民的传说人物。由于韩愈信仰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隆崇，关于他的传说也不断产生。比较出名的如《湘子桥》，韩愈作为仙化人物，邀来八仙与广济和尚，分东西两头共同造桥，中间浮桥相连的故事，敷衍了这一名桥的来历，揭示了民间儒、释、道并存的信仰现状。有些事迹与他无关，像兴修水利，修堤凿渠之举，无法考证，但民众将这些关乎自身生命财产的重要事迹附会在他身上，并以游神赛会的形式，代代祭祀。民众在争相传颂中，将那些符合自己生活愿望、情感表达和审美观念的题材，不断夸大、附会、叠加，使韩愈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
最后，是开启民智、福惠一方的精神象征。韩愈寓潮期间，恢复州学，遴选师资，捐款兴学，供给膳食，改变了当地“人不识礼”“耳绝《鹿鸣》”的文化现状，获得“海滨邹鲁”的文化盛誉，从此这里文运弘开，士人增多，风俗丕变，成为“笃于文行”“弦歌不辍”的临海名邦，后世亦将他奉为“三启南云”“百世师”“泰山北斗”“百代文宗”等。他成就的“海滨邹鲁”，不仅是当地文化繁盛的标识，也是潮州民众向外推介、自我约束、不断提升的道德标杆。在这种精神的引领感召下，“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观念成为当地尚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每一位士子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为古训，激励自己，认真践行。地以人名，人以名显，当地许多地名、校名、路名、人名、建筑名争相以“韩”或“昌黎”冠名。在官方、士子、黎庶的敬奉下，他的影响力不断播扬，形成“儿童能诵鳄鱼文”“于今香火遍瀛洲”的盛况。
总之，寓潮韩愈是中国文化发展大背景下，官方与民间合力形成的具有多重面相的文化产物。他历经时间考验和广大民众的传承，自身价值常被重构，逐渐成为这个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得以强化，形成具有较高辨识度和民间属性的地方性知识，契合时代主旋律，创造出更大更有效的共享资源模式。(作者：李言统，系韩山师范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