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疾病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处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跸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作者：周乾  来源：科技日报）